“教材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教师赖以组织教学的“材料”，是教师、学生教学活动中的凭借，是物化的中介。在新课程理论下，我们重新审视，觉得“教材”概念有不尽完善的地方，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。笔者提出新的教材观：新课程背景下，教材的另一半在师生。
教材是“活”的，它需要激活。以语言文字编定的教材，是知识最基础的物质形态，但它孤立存在的时候，只是一种静止的符号化；当它以适当形式介入教学活动，它的教材的功用才发挥出来。即教材只有进入教学活动，作为教学活动的一部分的时候，它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“教材”。譬如诗歌教学，当教师和学生在吟哦诵读的时候，它会成为师生眼脑中的小桥流水、大漠孤烟、风花雪月、金戈铁马……只有这个时候，符号化的文本才会变得活色生香起来。打个比方，教材好比酵母，是有生命体征的，它是等待触发激活的系统，一旦有合适的条件——进入教学实践操作过程，它就会焕发出生命活力，成为师生之间有血有肉、有情有趣的“第三方”。
教材是“用”的，它需要开发。传统教材观中，教师角色就是“搬运夫”，其全部劳动就是教教材，将教材中的东西搬运到学生脑子里。新课程理论强调教师的能动作用，教师要“用”教材，而非“教”教材。教师是否能够根据需要对教材进行开发利用，用好教材，用足教材，是新旧课程的主要分野之一。因为新课程中，教学目的、任务都要受到实际学情的影响制约，教师教什么，如何教，操纵在我。教师可以直接拿来教材照本宣科，可以删减增补，可以拆散整合，甚至可以另起炉灶……如有的教师确立教学专题：“走近闻一多”，他就将《哭一多》《最后一次讲演》《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》等分散在不同年级的几篇文章拢在一起来学。有的教师执教臧克家的《有的人》，臧克家生平故事，臧克家与近代新诗，悼诗翁诗歌朗诵会……篇幅不长的一首诗，一路生发开去，足足上了三课时！这样用教材，不论是丰富信息量的获取，还是能力的综合提高，都是远远超出教材之外的。这也正应了叶老那句“教材无非是个例子”。
教材是“动”的，它需要建构。教材有一个生长的过程，其功用实现的完整周期直至师生用完为止。在这个知识获得，能力提高，审美接受的过程中，教材经受着个性解读的无情考量。所以我们常见不同教师执教同一篇文章，匠心别具，异彩纷呈。如《故乡》这类文章可以抛开反封建的主题，当作一幅泛黄的老照片来欣赏就可以了；《皇帝的新装》淡化晦涩的解析，只当作枕边童话来阅读，孩子们依然会兴致勃勃；感受惊心动魄的阅读愉悦后不妨质疑一下《斑羚飞渡》事实的真伪……这种多元化运作无不打上了新课程教师个体创造的印痕。而教材的价值意义也在于留足了创造的空间，它独特的召唤，一直专候师生的倾情参与。
如此说来，剥离了师生的活动，教材无异于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新课程背景下，全面理解阐述教材的涵义，就不能不顾及师生这一内隐的人的因素。